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能源行业的效率问题。他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能源行业不提高自己的发展质量，就可能会“拖后腿”。那么，能源价格为什么这么高，以至于有“拖后腿”之虞？背后是运营效率方面的差距，比如2014年美国电力行业的雇佣人数是300多万人，而中国是2600多万人，其中，电力行业管理人员的占比中国是17%，美国仅为6.77%。
国企的运营效率，不是一个新问题，但的确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拿电力行业2600多万人这个数字来说，显然这里面既有央企又有地方国企。谈论国企的运营效率，现在有必要区分央企和地方国企。2014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表现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在获得贷款优惠、原材料采购成本等“先天优势”是相同的，但在“后天努力”上，也就是在节约行政成本等方面，央企的表现更加出色。研究的结论将原来的普遍认知进一步精细化了——尽管国企总体上效率最低，但央企的平均TFP表现，比民企要高，仅仅次于外资企业。
央企正在推进的战略性重组、压缩管理层级、剥离“办社会”等，显然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央企的成本费用，这会进一步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但张文魁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客观的，那就是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深刻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基础。我们都知道，国有经济是发挥主导作用的。其实，国企特别是央企之所以关涉国计民生，更表现在涉足的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
很有意思的是，近十年崛起的民企巨头，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等等，其本质也是“基础设施”供应商——商业的或者社交的基础设施。政府政策的开明和中国市场的庞大，共同造就了这些巨头。只不过，它们看上去是“轻的”，而国企则更多是“重的”，但都是未来所必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这个攻关期的重要内容是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三大变革，关键是切实、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其中，效率变革，就是要找出并填平在以往高速增长阶段被掩盖或忽视的各种低效率洼地，为高质量打下一个效率和竞争力的稳固基础。国企包括央企，当然也要从自身来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这种低效率洼地。
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不仅自身要投身于实体经济产业价值链升级当中，而且担负着为实体经济降成本的重要“国家责任”。这个“国家责任”是衡量国企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
不仅如此，国企还是打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一个主战场。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
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体现在经济工作上，着力点就必须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国企不仅要提升自身的投入产出比，而且更为全社会实体经济提升投入产出比提供“基础”。
这个“基础”的含义，首先当然指降低实体经济运营的相关成本，但这种成本的降低既要通过政府的管制来实现，更重要的是发挥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根据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和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放开竞争性业务和竞争性环节价格，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在中国制造业重构竞争优势的关键节点上，国企责无旁贷，可以说攸关成败。